故乡的岁末是静悄悄的,偶尔,从不起眼的旮旯里飘出几声牲畜的哞咩声,在山间磕磕碰碰,须臾,便消融在重山之间。小溪浅浅地流着,没有一点声响,不大的溪面上仿佛冻住了,成了一块凝脂,这岁末的乡村,是一个静美人。
村口,一辆微斜的汽车停在山路边。车上三五个乡亲抱着自家的娃子,身边放在几个叠在一起的背篓。岁末了,农历新年将近,得去城里办点年货。
进城的汽车在山间一路颠簸,费不了几多时日,到了县城。乡亲们扶着栏杆,下了车,你家买些酒肉糖果,他家进点葵花花生,大家一路上有商有量,互相还能帮着照看下孩子、钱物,图个省事、放心。
身后的背篓渐渐沉了起来,等太阳打斜时,该买的年货也就打理得八九不离十了。
“娘,你忘了,还有我的新衣。”
正待大人准备回家时,一个孩子忍不住说道。
过年,给自家的娃子买件新衣,这是家乡亘古不变的风俗,正月初一时,孩子们一个个裹在暖和的新衣裳里,头微微仰着,出门四处晃晃,那才叫神气。大人们若想省点钱,假装忘了这新衣,那是不成的。
“没了新衣裳,我正月初一穿什么?”
于是,娃子们又是哭,又是闹,就是儿时的自己,也曾在母亲面前打过无数次滚,不惜把家里的每一寸土地都压上一遍,也得哭出自己的新衣来。
大人们被吵得心烦意乱,知道犟不过这些小娃崽,只得狠狠心,又匆匆到服装市场走了一回,这才坐上回乡的农用车,载着一车年货,回家去了。
岁末的日子一天天跑到了尾巴,娃子们时不时走到衣柜旁,往里面瞧上一眼,片刻,又心满意足地走开了。新年那天,母亲早早做了三五个菜,土鸡、水鸭、鲤鱼,样样都有,丰盛无比。吃饭前,按照惯例,要在家门前贴上春联,末了,还要给逝去的亲人敬上一杯薄酒。
家乡的春联很简单,没有太多文人雅士押韵、对仗之类的讲究,通常,就是“生意兴隆”“财源广进”那么几句。春联火红火红的,象征着一家人红红火火,字数虽然不多,但这寥寥数语,不正道出了农家人那份最朴实的期待么?
贴了春联,母亲又递过来一个“福”字,让我贴在大门的中间。
我踮起脚,黏上米汤,把“福”字稳稳地贴在门上。
母亲看了看,说:
“三儿,你贴错了,要倒着贴。”
“为什么要倒着贴?”
我不解,问道。
“你想想看。”
母亲说。
过了会,母亲见我还是一脸的迷惑,又提醒道:
“把‘福’字倒着贴,表示什么?”
我说:
“倒‘福’?”
母亲说:
“‘福’到。”
我猛地醒悟过来,这才明白“福”字要倒着贴的深意。
吃了晚饭,我和二哥常去大舅家串门。
大舅吃了年夜饭,一家人在屋里看电视。我和二哥一进门,便吵着表哥、表姐,要一起玩扑克。
我们玩的牌名叫升级,也叫五十K。打牌时,我和二哥一边,表哥和表姐一边,从五玩起,其中一方为庄家。庄家坐庄,另一方负责捡分,若捡到80分,则对方庄垮,庄家转入本方;若捡不到,则庄家进入下一级,直至把五、十、K三级全部打完。
一轮结束,胜负已分,输的一方要接受惩罚,用锅底的黑灰抹脸,三笔。我笑嘻嘻用指头在锅底一抹,给表姐点了一个美人痣,然后,又在嘴巴上面写了一个“八”字。
下面一轮,分水倒转。表姐手指抹了黑,毫不客气在我的额头上写了个“三”,笑歪了嘴。
就在我准备开始新一轮的时候,表姐突然使坏,在我的脸上加了一笔,原来的“三”顿时变成了“王”。
“你耍赖,都四笔了。”
我愤愤地说道。
表姐满脸堆笑,说:
“你莫急,这一轮我赢了你,到时你还欠我两笔。”
大舅听了,发出一声大笑。
夜渐渐深了。
年夜里,很少出去串门的是母亲。
母亲常年经商,做小生意,一年到头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,年夜和正月里,是仅有的几天空闲。我和二哥出门后,母亲在土坑里生了火,一个人享受着这难得的时光。后来,慢慢地,大哥也很少出去串门,陪母亲坐着。
母亲问:“来年,两个弟弟的学费有着落了么?”
大哥说:“恩,差不多了。”
“以后,这两个娃子上了大学,不晓得这钱从哪里来?”母亲叹了口气。
“不是还有我么。”哥哥回答说。
“你年纪也不小了,亲事要放在心上。”
“男人三十一枝花,不忙。”
大哥笑着答道。
母亲没有再说什么。
午夜,新年的钟声终于敲响了。
鞭炮、花炮、礼炮霎时一齐作响,照亮了半个村寨。
一个人躺在岁末的床上,我想,不久的一天,我也将默默坐在母亲的身旁,为这个饱经风雨的家,竖起一根屋梁。